因此，一部分积极因素的改善可能会使得全年经济增长并没有想象中的差，且考虑到政府推进改革和结构转型的决心，全年因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而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收入结构，就是刚才讲的到底他们的购买力、他们的投资需求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这还需要研究。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要看银行规模。虽然没有限制到分业，还是崇尚混业，认为《格拉斯-斯蒂个尔法案》误读了大萧条，欧洲没有这么做也很好。还有汇丰银行，在英国也没有太多业务。第四，金融布局，这主要和中国有关，和新兴市场有关，和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不大。你租给别人可能还行，但不能上市场，不能卖。

泡沫比较复杂，也很难诊断。比如汽车的雨刷、玻璃，要不要自己设厂生产，若它自己建了玻璃生产线，生产的玻璃用不完，这些由中小企业为他们进行配套就行了。如果中国会出现什么颠覆性错误，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而导致危机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

如果中国居民将储蓄存款的15％换成美元资产，流出中国的资金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但是，这种对冲是在依然维持资本管制（虽然漏洞很多）的条件下进行的。第六，经常项目收支趋于平衡，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果现在突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中国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可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当货币当局放松货币政策时，资本流出。

根据法律，前者只可以使用本地资金，而后者可以在全球范围调度资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遭到破坏。第五，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至少局部地区房地产泡沫严重。除短期货币市场外，国债市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而监管层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将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求万全，中国首先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和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在中国的改革和调整日程中占据优先位置。第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仍有待健全。但不管怎么说，否认时序的重要性，不仔细斟酌时序的态度是危险的。

  【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9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变了过去的一贯立场，一再发表研究报告和正式文件支持各国在必要的时候实行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

真正的问题是：应否在近期，如在2015年以前，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例如，现在中国居民每年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数量是有额度的，是否现在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又如，是否现在或在2015年以前取消非居民购买大陆股票和债券的限制？ 日本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比较成功的。2009年以来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

在理论上，也有休克疗法之类的说法。在当前全球的各种经济论坛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资本管制（或资本流动管理）的必要性。要降低资本项目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就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汇率缺乏灵活性，或者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难于承受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一旦放弃对跨境资本的必要管理，这个国家就难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样，学界讨论的重点就由人民币国际化转到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但真理是具体的，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

第二，地方政府债、公司债过高，银行不良债权出现恶化迹象。有关时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关系问题。

金融风险的管理有效性还取决于公司治理、簿记和信息披露以及审慎监管状况。例如，我们可以让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但限制这些机构在中国设立分行，就可以实现一方面引入竞争，另一方面限制资本跨境流动的目的

其次，开放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与贸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例如，我们可以让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但限制这些机构在中国设立分行，就可以实现一方面引入竞争，另一方面限制资本跨境流动的目的。

第二，地方政府债、公司债过高，银行不良债权出现恶化迹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由市场化推动，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该揠苗助长。  资本项目自由化应考虑时序问题 中国证券报：有人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并无一定时序，对此您如何看？ 余永定：国际经验证明，时序不对，资本项目自由化不但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改善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甚至金融危机。但真理是具体的，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

首先，如果某种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改革无法通过内力推动，我很怀疑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突然流入或流出而实现。例如，资本项目自由化会导致利率和汇率的大幅度急剧波动，从而给市场参与者带来巨大风险。

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但是，这种对冲是在依然维持资本管制（虽然漏洞很多）的条件下进行的。

泛泛而谈倒逼是危险的。如果中国会出现什么颠覆性错误，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而导致危机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

  【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9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2009年以来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并未受到任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外部压力，中国为何要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呢？有关方面似乎是希望利用开放资本项目后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国内、外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现在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

例如，尽管目前有汇兑限制，据某些研究估计，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中外币的比例可能已经达到8％。例如，必须首先建立短期货币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遭到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变了过去的一贯立场，一再发表研究报告和正式文件支持各国在必要的时候实行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

总之，放弃资本管制所能带来的好处十分不确定，风险则显而易见。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偏好比较高。